【初選47人案・求情第二日】

【獨媒報導】47名民主派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案，共45人罪成。被控方指為組織者的戴耀廷、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及吳政亨5人，今（26日）續求情。代表戴耀廷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力陳，涉案謀劃在《國安法》生效後才違法，法庭判刑時不應考慮此前行為；又指戴雖曾具領導角色，但《國安法》後已非主腦，他不會參選立法會，也無法控制其他人行為。不過法官拒絕接納，法官陳慶偉並指，肯定戴耀廷沒有退出謀劃，指他是立法會選舉延期後，唯一一名繼續參加謀劃的組織者被告。

辯方並呈上由港大法律學院講座教授陳弘毅、和首席講師張達明等撰寫的求情信，表揚戴對港大及社會的貢獻；又力陳「非暴力」是戴一生堅信的信念，他真誠誤信否決預算案沒有違法，甚至「誤導了自己」，但他做這些事非為個人利益，而是出於畢生對法治和民主的堅定決心。不過法官陳慶偉質疑，戴耀廷指初選不違法，或是游說其他人繼續參與初選。

鄒家成等3人獲安排正庭旁聽

案件由3名國安法指定法官陳慶偉、李運騰及陳仲衡審理，控方代表為副刑事檢控專員萬德豪、周天行、助理刑事檢控專員羅天瑋。戴耀廷由資深大律師黃繼明代表，趙家賢由大律師利琛代表，區諾軒和鍾錦麟由大律師陳慕賢代表，吳政亨由大律師石書銘代表。

求情5人於近10時進入法庭。吳政亨與親友做手勢，又豎起拇指。昨日有戴眼鏡的戴耀廷，今早則除下了眼鏡，看到旁聽親友時微笑揮手。區諾軒入庭時向旁聽席鞠躬，鍾錦麟向律師揮手。區諾軒、趙家賢和鍾錦麟與昨日一樣，坐在被告欄離旁聽席最遠的位置，與其他被告分隔。

▲ 戴耀廷

至於昨日在延伸庭看直播的譚凱邦、劉頴匡、鄒家成3人，則同獲安排在正庭就坐，鄒入庭後向旁聽席聳肩，並與譚和劉不住交談。其餘列席認罪被告繼續被帶到兩個延伸庭觀看直播，黃之鋒、余慧明、袁嘉蔚、吳敏兒、何桂藍、黃碧雲、黃子悅7人在二號法庭；施德來、彭卓棋、鄭達鴻、伍健瑋、梁晃維、馮達浚6人在一號法庭。

辯方：法庭不應懲罰《國安法》前行為

代表戴耀廷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今繼續陳詞。黃強調，戴耀廷在2020年7月1日《國安法》生效前的行為絕非違法，雖然他曾被不少人批評，但這並非道德或政治的法庭，法庭判刑時不應考慮，否則是懲罰戴的合法行為，等同賦予《國安法》追溯力。法官陳慶偉指，但本案屬持續罪行；黃同意，但強調被告的協議因《國安法》才變成違法，其罪責只在於《國安法》生效後仍沒有停止。

法官陳仲衡續舉例，若他以一年時間計劃打劫，其後再與另兩名法官達成協議落實，辯方認為判刑時不用考慮他此前的計劃？法官陳慶偉補充，假設陳仲衡一直在腦海中計劃，並曾將其意圖寫在紙上，最終3名法官達成協議，那張紙能否成為證據？

黃認為並非正確類比，因打劫一直都是違法行為，但否決預算案本來並非刑事罪行、也不是民事過失，只是在《國安法》下才非法。他又強調，普通法下，除非法律禁止，否則所有行為均是合法，若被告《國安法》此前的行為真有違法，肯定政府會採取行動。法官李運騰續指，控方並沒有指控被告在7月1日前違法，否則控罪日期會提前。辯方重申，法庭不應懲罰戴耀廷以往合法行為。陳慶偉則再引打劫例子，指是懲罰長久以來有預謀的串謀（very lengthy and premeditated plan），黃稱不肯定是否正確，陳則表示，肯定那是正確的做法。

官指正在找謀劃背後的「黑武士」

法官李運騰續指，涉案計劃的規模是判刑的考慮因素，法官衡量計劃規模時，能否只審視《國安法》生效後、而非生效前的行為？黃繼明指，初選本身不違法，違法的是被告協議達成的行為，即無差別否決預算案，而該部分與戴無關，他根本不會參選，亦無法控制或指揮其他人。

法官陳仲衡即以電影《星球大戰》角色作比喻，指「35+計劃」是尋找進入立法會無差別否決預算案的35名「白兵（stormtroopers）」，而「我們正在嘗試找出謀劃背後的黑武士（Darth Vader）」。

▲ 法官 陳仲衡（右）

辯方：《國安法》後戴耀廷已非主腦

黃繼明續指，《國安法》後，戴耀廷已非涉案謀劃的主腦、也不能再控制該謀劃，法官陳慶偉遂問，那是誰在7月1日後負責（in charge），是否區諾軒？他並指，因本案組織者只有戴和區兩人，換言之辯方是指控區諾軒。鄒家成和劉頴匡等一度望向區諾軒發笑。

法官陳仲衡又指，若辯方說戴耀廷在初選沒有任何角色，他7月中根本不需要宣布「休息」，黃指他的確不需要，只是作「交代」。惟法官陳慶偉明言，不接受戴在7月1日之後沒有任何角色；法官李運騰亦指，據趙家賢證供，戴在8月時仍提出望民主動力捐約100萬元予香港民研，以收集市民對否決預算案的意見。法官陳仲衡亦提出，有「三投三不投」計劃，此時譚凱邦、鄒家成和劉頴匡均大笑，吳政亨則無奈苦笑。

黃澄清，不是指戴完全沒有角色，並接納戴7月1日前在謀劃是領導角色，但他7月1日後已不再是組織者，沒有打算進入立法會否決財案，也不能控制或指揮其他人如此做，是否參選和否決全然是其他人的決定。

▲ 左起：戴耀廷、區諾軒、鍾劍華、趙家賢（資料圖片）

官拒納戴耀廷《國安法》後角色輕微

法官陳慶偉在早休後，表示法庭不接納辯方指，戴耀廷2020年7月1日前的行為，與決定其罪責無關；亦不接納辯方指戴在7月1日後於本案只有很少或沒有角色。法庭亦無需辯方再就內地法律文件是否適用陳詞。

辯方呈陳弘毅、張達明等求情信 指戴主張非暴力、畢生追求民主法治

辯方續就戴的個人情況陳詞。辯方呈上港大法律學院講座教授陳弘毅、港大法律學院講座首席講師張達明、蘇穎智牧師及戴耀廷本人的求情信。其中陳和張讚揚戴對港大和法律界的貢獻，指戴是最高質素的法律學者，曾發布多篇有關法律的文章，不僅獲很多教學獎項，亦曾於2001年因其推動基本法及人權教育，獲政府頒授榮譽勳章。蘇牧師則指戴是基督徒，對教會有重要貢獻，亦關注警方與學生之間的衝突。

辯方指，戴一直主張非暴力，他真誠錯誤相信（genuine mistaken belief）運用否決權在《國安法》下並非違法，而他做這些事並非為任何個人利益，而是出於畢生對法治和民主、尤其是普選的堅定決心，而戴現時已知道其手段是錯誤。黃又指，非暴力是戴耀廷一生「堅定、堅定、堅定」的信念（“… non-violence has been a firm, firm, firm belief of D1 all his life.”）。法官陳仲衡指，控方本案已清楚表明串謀不涉暴力，這不是一個問題（non-issue）。

辯方：戴真誠誤信無違法、或誤導了自己 官質疑

黃繼明又引不同新聞，指案發時不同法律學者和社會人士，包括政府、湯家驊、葉劉淑儀、陳弘毅等，均無明確表明初選或否決預算案屬違法。法官陳仲衡質疑，《國安法》剛實施，無人能肯定地說某些行為是否違法。黃回應，若有人計劃在立法會放炸彈，肯定每人都能說是違反《國安法》；但本案情況正是不確定有否違法，戴當時真誠相信是合法並非不合理。

法官陳慶偉續主動提到〈真攬炒十步〉一文，指迫使特首辭職只是第七步，問辯方是否記得第八至十步。翻查資料，相關步驟提及《國安法》適用香港後，街頭抗爭變激烈和出現血腥鎮壓，港人發動「三罷」令社會陷入停頓等。黃指文章是在《國安法》前寫成，只涉運用憲制權力；惟陳慶偉不同意，指文章談及暴動和示威，超出運用憲制權力。黃回應那從來並非謀劃一部分，戴亦無因此被控；而戴終其一生從沒有提倡暴力，暴力並非他的意圖、亦與本案無關，不應納入考慮。

陳慶偉指，其意思不是會將此納入加刑因素，只是認為辯方不能說戴耀廷是完全無辜、擁有真誠錯誤的想法；又指戴在《國安法》生效後曾強調在普通法下違法，因他知道《國安法》是由中國制定。陳遂說，「我可能是錯的」，但指戴耀廷這樣說，或是游說其他人繼續參與初選。黃強調，戴當時是以法律學者，而非共謀者或謀劃組織者的身分發言。法官陳仲衡指，若然如此，為何戴在《國安法》後向所有參加者指不提否決每個議案？陳慶偉亦指，其他參與者或認為某程度被戴誤導。黃回應，戴「可能自己誤導了自己」，強調他當時真誠相信是違法。

辯方：「攬炒十步」僅博弈理論 不代表一定發生

辯方其後引戴耀廷的求情信，提及「攬炒十步」只是博弈理論（game theory），屬假設的情況、非預測未來的「水晶球」，事實不一定會按照他所指的逐步發生，強調戴一直也沒有提倡暴力，若因此指他提倡或鼓勵暴力，是對他不公。法官陳慶偉則指，判詞明言戴是望推翻一國兩制，辯方說法與裁決相違。副刑事檢控專員萬德豪其後亦補充，戴認罪案情承認撰寫〈真攬炒十步〉一文，以引發血腥鎮壓和外國制裁，目的明顯顛覆政權和癱瘓政府運作。

▲ 副刑事檢控專員 萬德豪

官指肯定戴無退出 是唯一一名繼續參加謀劃的組織者

黃繼明續指，在中聯辦譴責初選或違法後，戴耀廷重新評估情況並於7月15日選擇退出。陳慶偉即指他沒有退出，僅說會「休息」，而且他繼續與區諾軒和趙家賢談及有關民調的事。黃指，戴仍是被動角色，並非「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惟陳慶偉指，認為戴耀廷是立法會選舉延期後，唯一一名繼續參加謀劃的組織者被告，又認為「他可能沒有之前那樣積極參與，但他肯定沒有退出」。黃指，戴決定退出，不代表他不會見任何人，他仍要處理眾籌資金。

法官陳仲衡又質疑，戴是35+的設計者，辯方說戴宣布退出初選，為何他退出時沒有建議其他參與者一同退出？黃重申，就算戴曾是主要組織者，《國安法》後也如「共產」般，不比其他人有更大話語權。但法官則質疑，戴當時態度似乎是「我退出，但如你們想繼續，隨便」。

法官陳慶偉最後指，辯方提倡的部分論點並不被法庭接納，或需召開紐頓聆訊處理，黃表示並非挑戰任何法庭裁斷，如有不一致的地方，辯方會接受法庭裁斷。

辯方指涉暴力推翻政府等方屬「重行罪大」

就本案量刑，辯方認為不屬「罪行重大」，指本案不涉任何暴力行為，被告僅運用當時認為合法的憲制權力，亦有證據非民主派對否決預算案是否違法存疑。黃指，戴耀廷並非為了私利，而是爭取《基本法》訂明的普選，即使謀劃成功，亦不致推翻政府、全盤陷入混亂，因《基本法》有機制解決，最終交由選民決定。

法官陳仲衡指，或許罪行不是最嚴重，但不代表不屬「重行罪大」。黃則回應，顛覆罪設三級刑期，認為涉暴力推翻政府、造成徹底混亂等情況，才屬「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的情況，本案情況不足以構成最重罪責。

黃指，其他量刑因素，包括戴耀廷及時認罪，可扣減三分一。針對23條生效後，除非懲教信納「不會不利國家安全」，否則國安法囚犯不得獲行為良好三分一扣減，法官李運騰則指，法庭判刑時不會考慮懲教署的評估。黃亦確認，戴是涉佔領中環串謀公眾妨擾案保釋候上訴期間干犯本案。

黃繼明於早上完成陳詞，為戴申請下午及餘下的求情聆訊不出庭，獲法官批准。散庭時，鄒家成與戴耀廷交談，戴搖頭，戴其後隔着玻璃與律師交談，做OK手勢，其後徑直步入囚室。

【獨媒報導】47名民主派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案，共45人罪成。被控方指為組織者的戴耀廷、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及吳政亨5人，今（26日）續求情。3名從犯證人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先後求情，辯方基於區和鍾認罪和協助控方案情，主張減刑一半。法官李運騰指，辯方或會指沒有區的證供，控方案情甚至不能成立，並問辯方會否要求更多扣減，區諾軒做交叉手勢，辯方亦稱無相關指示、區非「超級金手指」，但最終同意倡減刑50至60%。趙家賢一方則指趙盡所能協助控方，最多可獲「超級金手指」的66%減刑，法官表明不同意，質疑只適用於需承受風險作供的人，趙終改為要求減刑40%至55%。

區諾軒求減刑一半 官問要否增加減刑幅度

代表戴耀廷的代表大律師黃繼明上午陳詞完畢，下午先由代表區諾軒和鍾錦麟的陳慕賢陳詞。陳指，區諾軒在《國安法》後曾採取數項措施減輕犯罪情況，包括於中聯辦譴責初選或違法後，曾嘗試與官員對話，並於2020年7月15日在 Facebook 發文宣布退出初選，區亦曾與戴耀廷等人討論，最終成功游說趙家賢於翌日退出。辯方指，由於已沒有組織者，即使其他參與者繼續推動串謀，行為亦不會有效。

法官李運騰則指，初選於7月11至12日投票，區於7月15日退出，組織者當時已沒有什麼進一步工作可以做。辯方回應，隨著組織者退出「35+計劃」，計劃便不具合法性。李再指，抗爭派被告7月15日在無組織者下舉行記者會，辯方指區當時已退出，不會進一步陳詞。

辯方續同意，主要減刑因素是區及時認罪，及協助控方案情，亦同意依賴區當時相信謀劃不違法。法官李運騰直言，辯方或許會說「沒有區的協助，控方案情甚至不可能成立」。官再追問，區就《國安法》刑期分級制是否適用於本案有何立場，辯方表示態度中立，但同意若有助區會採納。

辯方指區非「超級金手指」

法官陳慶偉追問，區諾軒一方是否要求法庭給予一半刑期扣減，陳慕賢確認。法官李運騰問，認罪及協助控方作供一般可減刑一半，辯方會要求更多扣減嗎？陳否認，區諾軒亦在位置上雙手打交叉示意。李指這似乎與區的指示不一致，問辯方需否向坐在被告欄的區索取指示，陳其後表示，「那我可能要求減刑60%」，區諾軒笑着搖頭，延伸庭被告亦不禁發笑，議論紛紛。法官李運騰指辯方需提供基礎，陳慶偉則打趣問，「為何不減刑90%？」

法官李運騰續指，若被告屬「超級金手指（Supergrass）」，可減刑三分之二，辯方是指區為「超級金手指」嗎？辯方指留待法庭考慮，陳慶偉着她今晚想想。不過臨散庭前，陳慕賢更改說法，望法庭採用呂世瑜案所訂下的量刑5步驟，並基於《國安法》33條，降低區的刑期等級，而若該條文不適用，則按普通法原則減刑50%至60%。陳並指沒有獲指示區屬「超級金手指」，她說罷轉身望向區，區用力點頭，又雙手抱拳。區的求情約十數分鐘。

▲ 鍾錦麟（左）、區諾軒（右）（資料圖片）

鍾錦麟同要求減刑50% 官明言證供相較區諾軒沒那麼有用

鍾錦麟同樣由大律師陳慕賢代表，求情約6分鐘完成。法官陳慶偉明言，認為鍾的證供沒有區諾軒的證供那麼有用。陳解釋，這是由於鍾的參與程度有限，但他已盡所能協助控方，其證供亦加強了控方案情，因此要求法庭減刑一半。

陳其後再次提到，區諾軒和鍾錦麟均已盡力（done everything they could do），法官陳慶偉指那並非好的論點，指減刑是基於證供是否有用，而非被告是否盡力。李運騰又再稱，辯方或說「沒有區諾軒的證供，控方基本上不會有他們的案情（“Without his evidence, prosecution simply does not have his case.”）」。正庭被告欄傳來「yes」，區諾軒則向法官和鄒家成雙手打交叉，又一度與鄒家成隔空交談，並不住搖頭。

趙家賢一度要求減刑三分二

代表第三被告趙家賢的大律師利琛，則要求法庭考慮趙盡所能為控方提供資料，屬「超級金手指」，可減刑66%。法官陳慶偉聞言即指趙不是，李運騰亦指，不單只要在庭上作供，還要承受個人風險才屬「超級金手指」，而趙不屬這情況。辯方遂改為要求減刑40至55%。

辯方續指，作為民主動力召集人的趙家賢於2020年5月才受邀加入初選計劃，直至7月16日退出，並只是負責協助初選行政和執行的工作，例如草擬提名表格、設立票站等。辯方亦認為《國安法》第33條適用，指趙於7月中已退出，並上庭作供，為控方提供新而有用的資訊，符合「揭發他人犯罪行為」，認為法庭可歸納趙為「積極參與者」中較高的量刑，再作減刑。

▲ 趙家賢（資料圖片）

法庭李運騰問到，辯方會否依賴趙真誠誤信當時行為並非違法，辯方指趙供稱他在較後期階段加入初選，承認對「攬炒」等概念知情，會接受法庭對其罪責的判斷。法官陳慶偉則指，有證供稱趙於較早階段加入初選，他在謀劃的參與不如辯方聲稱的短，利琛表示同意。

趙家賢求情提及2019年太古城遭咬耳 法官質疑與案無關

法官陳仲衡其後主動表示，辯方的求情陳詞提及趙於2019年在太古城受襲一事，問辯方有何用意。翻查資料，趙當時被咬掉耳朵。辯方解釋，望指出趙多年來為溫和民主派，而他在事件遭受嚴重身體傷害，身心皆受創。

法官李運騰質疑趙的受害人創傷報告可以如何協助求情。辯方指是顯示趙自2019年經歷多重困難。李官打斷稱與本案無關，辯方指只是想向法庭交代一般背景。李再問辯方是否想基於趙身體狀況令他坐監承受更多苦楚，而要求法庭減刑，辯方否認。趙的求情陳詞歷時約13分鐘。

根據《國安法》第22條，一旦顛覆國家政權罪成，「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可判處10年以上至終身監禁；「積極參加者」可判監3至10年；「其他參加者」則判監3年以下、拘役或者管制。

【獨媒報導】47名民主派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案，共45人罪成。被控方指為組織者的戴耀廷、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及吳政亨5人，今（26日）續求情。代表吳政亨的大律師石書銘表示，吳在本案僅輔助角色，他從未倡否決預算案，亦真誠相信戴耀廷稱否決預算案不違法，屬判監3年以下的「其他參加者」。

石又於庭上讀出吳政亨親撰的英文求情信，吳稱一直堅信自由民主原則，認為社會分歧需通過文明民主方式處理，而公平公正選舉最能有效防止暴政出現。吳一直對民主陣營持續內鬥痛心，認為處理的最佳方法是初選，因此對初選「無限嚮往」，亦立下決心要盡一分力，發起「三投三不投」聯署。吳自言在整個初選中，從頭到尾都是一個「局外人」，故當控方指控他是本案組織者時「我感到非常驚訝」，並強調由始至終「我支持初選從來都僅是為了初選本身」，與承諾否決預算案無關。

5人今完成求情，下周二（7月2日）將處理第二批被告求情，為6名港島初選參與者：袁嘉蔚、梁晃維、鄭達鴻、徐子見、楊雪盈及彭卓棋，料需時2天。

辯方：吳政亨非組織者、從未倡否決預算案

戴耀廷、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今相繼完成陳詞，最後一位求情為吳政亨。代表吳的大律師石書銘指，雖然控方指稱吳為組織者之一，但隨着案中證據披露（transpire），可見吳不僅不是「組織者」，甚至不是「積極參與者」。石指，吳從一開始就是自行發起「三投三不投」計劃，過程中除了戴耀廷外沒有與其他被告溝通，其角色僅屬輔助（auxillary）。

▲ 吳政亨（資料圖片）

石又指，與其他被告不同，吳從未提倡否決預算案，其關注點從來在於初選及爭取35+，甚至曾於電郵表示拒絕將否決預算案納入「三投三不投」；即使法庭裁定戴耀廷曾與吳政亨溝通，判刑時亦不能假設二人討論的深入程度。

法官李運騰指，吳政亨至少對涉案串謀知情，石同意，但重申不能確定他的參與程度。法官陳慶偉即指，吳政亨曾花大量金錢在《蘋果日報》登頭版廣告宣傳初選，法官李運騰亦指，吳是望確保「35+」成功。石回應，15萬元廣告費算合理，而且當時社會熱切討論否決預算案，但吳的廣告只是呼籲投票予支持初選的候選人，吳的關注點仍是在初選，並止於希望35+成功，而非進一步無差別否決預算案。

吳求情信：堅信自由民主原則、權力互相制衡

石書銘續讀出吳的求情信英文版本，當中吳稱自13歲隨家人移民至澳洲，先後於當地的新南威爾斯大學獲得理學學士（主修數學）及商學碩士（主修精算）學位，並自言：「於成長過程中，我不算太熱衷政治」，但是他一直堅信自由民主原則，亦確信權力互相制衡的社會價值。

▲ 吳政亨（資料圖片）

吳認為，需要通過文明及民主方式去處理社會內部的分歧，由於「權力使人腐敗，絕對權力則使人絕對腐敗」，他相信定期舉行公平公正的選舉，最能有效制衡權力，減少權力成為暴政的可能性，所以他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

吳：香港選舉制度對民主派不利 需妥善處理內部矛盾

吳指，如民主派能在特首選舉獲勝，配合取得立法會過半數議席，就可以組建一個真正的執政聯盟，取得管治權。可是民主派面對巨大的障礙，因香港的選舉制度對民主派極為不利，導致他們過去未能憑藉選票優勢，贏得上述兩場選舉。

吳又指，一直為民主陣營內的持續鬥爭痛心，認為須妥善處理民主派的內部矛盾，而最佳方法是通過文明而民主的程序去解決，亦即是通過民主派的內部初選，因此他對初選產生「無限嚮往」，亦立下決心，「必須為實現這夢想盡一分力。」

吳自言「無名氏」 對控方指控為組織者感驚訝

吳表示，儘管他「在政圈內是一個完完全全的無名氏」，但是他相信自己有權利和義務去為初選出一分力，因此發起「三投三不投」聯署。吳自言：「在整個初選過程中，從頭到尾我都是一個局外人」，包括沒有參與組織「35+計劃」、沒有參與協調會議，亦沒有在初選中參選。「因此，當控方指控我是本案的組織者之一時，我感到非常驚訝。」

吳表示，由始至終，他支持初選，與承諾否決財政預算案與否並無關係，「我支持初選從來都僅是為了初選本身，與其他事宜無關」。他最後稱：「我相信法治是自由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只有當合理的法例被制定，而這些法例被尊重和公正地執行，一個社會才有繁榮的希望。」（求情信英文全文及中文翻譯見文末）

辯方：不能怪責吳政亨信戴耀廷稱初選合法

石書銘續表示，從吳政亨的公開發言和電郵，他只是「局外人」，因其個人想法而發起「三投三不投」和推動初選，並像很多同案被告一樣，依賴戴耀廷指初選和否決財案不違法的分析，愚蠢地沒有意識到《國安法》的嚴重性。

石續指，《國安法》是非常新的罪行，有人對此或持保守立場，有人則較有希望，「但我們當時都是在嘗試在黑暗中找到出路，包括吳政亨。」他又指，法律意見可能是錯誤，吳政亨亦要為此承受責任，但不能怪責吳政亨或其他被告，當時相信一名顯然具資格提供意見的人，正如律師不能怪責當事人依賴自己取得最終可能錯誤的法律意見。

法官李運騰指，無論如何，吳政亨冒了犯法的風險，便須承擔後果，石同意，指因此吳坐在法官席前候判，只是希望法庭寬大處理。

辯方：吳政亨為「其他參加者」

石續指，望法庭考慮吳真誠誤信謀劃為合法而作出減刑，並指吳在刑期三級制下屬「其他參加者」。石又引顛覆罪的條文，列明顛覆行為包括推翻中國根本制度、推翻中央或香港特區政權機關等，認為相關行為才算「罪行重大」，而本案則涉非暴力手段。法官陳仲衡一度指，非暴力手段可以比暴力手段更有效，惟石認為也要考慮後果，本案所涉嚴重干擾、阻撓、破壞政權機關履行職能的行為，或不涉人命傷亡。

石總結，吳雖對涉案串謀知情，但沒有參與協調會議或實際參與組織謀劃，亦沒有參選，更不會投票否決預算案，望法庭裁定他最多只是「其他參加者」。

根據《國安法》第22條，一旦顛覆國家政權罪成，「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可判處10年以上至終身監禁；「積極參加者」可判監3至10年；「其他參加者」則判監3年以下、拘役或者管制。

吳政亨求情信英文全文：

Throughout the trial I was referred to as D5 and also my alias Lee Bak Loh. I wish to tell the Court who I am, what brought me into this arena of civi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 was born in Hong Kong in the year 1978, and migrated to Australia with my parents at the age of 13. While I was there, I graduated with the Bachelor of Science (majoring in Mathematics) and the Master of Commerce (majoring in Actuarial Studies) degrees, both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SW). After graduation, I entered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 worked in the industry, first in Australia and later in Hong Kong, for more than a decade. At no point in my life did I have affiliation with any political parties, nor did I run in any elections. I have no previous criminal records.

Growing up, I was never too engaged in the world of politics, as I rarely had strong opinions regarding the specifics of policies one way or another. However, I have always strongly believed in the principles of 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values of checks and balances in a society. Because in any community, there will always be differences in opinions among its members, and that these differences often need to be resolved before the said community can florish. It is much preferable if these differences were resolved through civilised and democratic means, rather than through violence or oppressions. Also, because “Power corrupts,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I believe that the holding of fair and regular elections provides the best counter balance against a power potentially becoming tyrannical.

It is for these reasons that I support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Hong Kong, as I believe their cause of striving for democracy a noble one, and also a sensible one for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this city.

It was obvious to me that if the pro-democracy camp could obtain a majority in the LegCo and achieved a peaceful transfer of legislative power, it would be a huge step forward for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Hong Kong. This would mean that for any ordinary government bill, after examining its contents, the pro-democracy camp could choose to accept or reject it as they saw fit. This in itself would be an awesome power that they never possessed in the HKSAR’s history. If the pro-democracy camp could manage to win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as well alongside a majority in the LegCo, they could then secure a true governing coalition, and this could change the democratic landscape in Hong Kong for good, and I believe for the better.

Although clearly, there were huge obstacles to overcome before the pro-democracy camp could win either of these two elections. For one, the Hong Kong electoral system significantly disadvantaged the pro-democracy camp, and this was obviously the main reason why they could not translate their dominance in the popular votes into winning either of these two elections in the past. Yet, I thought the pro-democracy camp as a whole shouldered part of the blame as well. For too long, I had been dismayed at the continuous infighting within the pro-democracy camp,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ir repeated underperformances in the elections. For the movement to proceed forward, these internal differences needed to be resolved.

As I explained earlier, I thought the best way to resolve such differences would be through a civilised and democratic process, and this meant a primary election within the pro-democracy camp. Once the internal differences were suitably dealt with, and unity was achieved, I thought much was possible afterwards.

It was through this reasoning that I developed a passion for such a primary election. It was also clear to me that such primary election for the LegCo General Election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o bring to fruition, evidenced by the fact that such primary election had never been successfully held in Hong Kong before the material time. I endeavoured to do my utmost to help make this pipedream into a reality.

There was, however, a glaring problem in my quest: I was a nobody in the political world. I had absolutely no name recognition among the public, nor among the political operators. This was made obvious by the fact that none of my co-defendants who gave evidence in Court knew who I was when asked. It was highly unlikely that I could make much of an impact in my endeavour. Yet, part of the beauty about democracy is that, in an election, no matter what a person’s status is, the person’s vote still counts as one vote, no more, no less. It is the voter’s right and possibly even the voter’s duty, to contribute a vote towards the total vote count, no matter how limited that contribution might be. Similarly, even though I was a complete outsider to the political world, I considered it my right, and possibly even my duty, to do something to increase the chance of a successful primary election, even if my contribution were going to be infinitesimal. It was with this mindset, that I launched the “Say No to Primary Dodgers” Campaign.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I remained an outsider. As the Court had judged and I agreed, I did not take part in the organisation of this “Project 35+”, or any of the coordination meetings, and that I was not a candidate. That’s why I was so surprised when the prosecution accused me of being one of the organisers in this case. My relationship with D1 Prof. Benny Tai was actually more akin to the one that a lobbying group had with a policy maker, in which the lobbying effort was largely ignored. One of my main advocacies was for the participants to treat the Primary Election’s results as final, eg, since they could only realistically target three seats in the Kowloon East Constituency, in my opinion, they should allow only three primary victors there. Instead, the organisers insisted on allowing five victors in the said constituency, and planned to have a second race based on opinion polls right before the General Election. This, in my opinion, would defeat the whole purpose of having a primary election in the first place. I made repeated protestations about this to the organisers and the candidates (including the public letter forwarded by D1 to the candidates on the 20th May 2020), yet I was unable to change anything on that front.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among my advocacies, asking the candidates to promise to veto the Budget was never one of them. In fact, such notion never entered my mind until it became an issue in the public sphere, and it was most definitely not my original reason for supporting a primary election and launching my Campaign.

As I have explained earlier, I considered the benefits of the pro-democracy camp achieving a majority in the LegCo quite obvious by itself, so I never thought this additional condition was necessary, nor did I think it was even desirable to a certain extent. Since I feared that this issue would be a potentially divisive one among the pro-democracy candidates, and one that could threaten the success of a primary election being held. While I expressed delight when I thought that the candidates had reached a consensus, I explicitly stated that the exact wordings of the consensus didn’t matter. Because what delighted me was the fact that they managed to reach a consensus, which allowed a primary to go ahead, rather than the contents of the consensus themselves. It was also why, when later on I realised that some candidates had refused to sign a promise to veto the Budget, contradicting a previous claim that all of them would sign such promise, I urged people to put that issue aside and to focus on completing the primary first. Because all along, my support for a primary election never hinged on whether it was attached with a promise to veto the Budget or not. My support for a primary election had always been for itself, and itself only.

Last but not leas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I had done my utmost to ensure my Campaign complied with the laws, whether they be the Election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isease Ordinance, or any others. I believe that the rule of law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any liberal democracy. It is only when reasonable laws are enacted, and that these laws are respected and justly enforced, that a society can hope to prosper.

I urge the Court to consider the aforementioned factors when determining my sentencing.

求情信中文翻譯全文（轉載自吳政亨（李伯盧）關注組）：

在整個審訊中，我被稱為第五被告或李伯盧(我的筆名)。我希望告訴法庭我的個人背景，以及我如何踏進公民和政治運動這個領域。

我於1978年在香港出生，13歲時隨父母移民澳洲。我在當地的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獲得理學學士（主修數學）及商學碩士（主修精算）學位。畢業後，我投身金融行業，並先後在澳洲及香港金融機構工作超過十年。我一生中從未與任何政黨有政治聯繫，亦從未於任何選舉參與競選。我以前没有任何案底。

於成長過程中，我不算太熱衷政治，因為我對政策的細節很少持強烈意見。然而，我一直堅信自由民主原則，亦確信權力互相制衡的社會價值，因為無論在任何體制中，成員總會在某些議題上持不同意見，而通常需要先處理這些分歧，才能使該群體得以蓬勃發展。

我認為，通過文明及民主方式去處理這些分歧，總好過以暴力或鎮壓手段去解決。而由於「權力使人腐敗，絕對權力則使人絕對腐敗」，我相信定期舉行公平公正的選舉，最能有效制衡權力，減少權力成為暴政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我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因我相信他們對民主的追求是一個高尚目標，同時，為著這城市的持續發展，它(對民主的追求)亦是一個理性的目標。

對我而言，明顯地，若然民主陣營能夠在立法會選舉中取得過半議席，並實現立法權力的和平轉移，這將會是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大進步。這意味在任何一般政府議案上，民主陣營在審查其內容後，可以按他們的判斷選擇通過或否決該議案。這是民主陣營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史上，從未擁有過的重大權力。如果民主陣營能在行政長官選舉上同時獲勝，配合立法會內的過半議席，就可以組建一個真正的執政聯盟，取得管治權。這將對香港的民主格局產生永久性影響，我亦相信這將會是正面的影響。

然而，在民主陣營能夠贏得兩項選舉其中任何一項之前，顯然還有巨大的障礙需要克服。

首先，香港的選舉制度對民主陣營極為不利，這絕對是民主陣營過去未能憑藉選票優勢，贏得這兩場選舉的最主要原因。但我認為民主陣營總體來說，亦需為他們的落敗承擔某程度上的責任。 在過去一段太長的時間，我都一直為民主陣營內的持續內鬥痛心，這內鬥一直令民主陣營在選舉上，屢屢無法發揮最佳表現。而為了香港民主運動的前景，這些內部矛盾必須妥善處理。

如前所述，我認為處理這內部矛盾的最佳方法是通過文明而民主的程序去解決，亦即是通過民主陣營的內部初選。當這些內部矛盾得到妥善處理，而民主陣營內一眾人士能齊心向前，我認為再困難的目標都有達成的可能。

基於這個心路歷程，我對以上所形容的初選產生無限嚮往。但我亦明白，針對立法會大選的全民主陣營初選極難實行，觀乎在案發之前，此類初選從未能成功舉辦過，它的難度由此可見一斑。於是我立下決心，必須為實現這夢想盡一分力。

然而，即使我希望出一分力，也要面對一個明顯的障礙—我在政圈內是一個完完全全的無名氏。無論在公眾層面、政圈中人眼中，我都沒有任何知名度。從本案所有上庭作供的同案被告作證時，被問及有關本人的事情，都表示在案發時不認識我，這明顯地證明了上述說法。

以我的身份，對於在實現初選的過程中，能夠產生任何實質影響力的機會極微。不過，民主的其中一個可敬之處，就是在選舉中，無論投票者的身位地位如何，那一票都是算作一票，不多也不少。即使每一票的實質影響力有限，每一個選民都有權利，甚或可能是有義務，去貢獻這神聖一票。同樣地，儘管我在政治世界中完全是局外人，可以做到的是多麼的微不足道，我相信我有權利，甚至可能是我有義務，去為初選出一分力。

而我正正是抱着如此信念去發起「三投三不投」聯署。

在整個初選過程中，從頭到尾我都是一個局外人。正如法庭判詞所指、而我亦同意，我沒有參予組織「35+計劃」、沒有參予協調會議，亦沒有在初選中參選。因此，當控方指控我是本案的組織者之一時，我感到非常驚訝。

我與第一被告戴耀庭教授的關係，實際上更像一個被無視的遊說團體與決策組織的關係。我其中一個主要倡議是「應將初選結果視為最終結果」。以九龍東選區為例，由於民主陣營在大選時，實際上最多只可望獲得三席，因此我認為初選時該區只應有三個優勝名單。可是，組織者堅持允許該選區有五個優勝名單，並計劃在大選前再以民調作第二輪競賽。對我而言，這做法與初選的意義背道而馳，我為此多次向組織者及參選人提出抗議（包括第一被告於2020年5月20日向參選人轉發的公開信），但我無法在此帶出任何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的倡議中，要求參選人承諾否決財政預案從來都不是其中之一。說實在，在這成為公眾議題之前，我根本從來沒有這個想法，這亦絕對不是我當初支持初選及發起聯署的原因。

正如前文所說，我認為民主陣營獲得立去會過半議席，本身已是足夠明顯的好處，所以我從沒有想過需要更多額外條件。在某程度上，我甚至不認為這額外條件可取。因為我害怕這議題可能會在民主陣營參選人當中引發爭議，從而威脅到初選的實現。

當我認為參選人同意「共同綱領」時，我表示高興，但亦有明確表明我認為「協調成功」四字已是大快人心，根本無需看細節。因為令我高興的是參選人終於達到共識，令初選能夠順利舉行，而不是共識的內容本身。這亦解釋了當我之後得知「某些初選參選人拒絕簽署承諾否決財政預算案」，發現與之前「所有參選人都願意簽署」這一說法有所出入時，我懇求大家將這爭議放一旁，希望大家先聚焦於完成初選。

因為由始至終，我支持初選從來無關承諾否決財政預算案與否—我支持初選從來都僅是為了初選本身，與其他事宜無關。

最後值得留意的是，我一直盡我所能去確保「三投三不投」團隊遵守所有法律，無論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或其他任何法律。我相信法治是自由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只有當合理的法例被制定，而這些法例被尊重和公正地執行，一個社會才有繁榮的希望。

我懇求法庭於決定本人刑期時考慮以上所述因素。

案件編號：HCCC69-70/2022